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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铸曾志在枣阳平林轶事

发布时间:2019年10月21日 来源:北京新时代网

    1939年7月,我党在湖北枣阳平林镇八万山设一秘密联络站,但突然被国民党特务破获。是时孙震22集团军司令部高级参谋刘公度抓捕了包括陶铸的爱人曾志等5名同志,在严刑拷打后,5名同志宁死不屈,无一招供。刘公度电话请示孙震拟将就地处决。接电话的正是上校科长刘景素,他得知情况万分危急,但仍沉着冷静地回话:“刘高参啊,恭喜你又为党国立功啦!孙总司令太累了,还在睡觉,你将人立即押送到司令部来,我们再次审讯,或许能掏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。”放下电话,刘景素立即给曾志写了纸条:“审讯时,你们就说是广西73师的政工人员,现受派遣特到第22集团军特派员胡春浦处报到,肩负重要的对日作战情报任务,不能轻易泄露身份和机密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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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铸夫妇与毛泽东合影


    其实,胡春浦也是我党潜入22集团军的情报人员,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派驻22集团军的特派员。纸条由执法队里自己的同志传到曾志手里。随后,曾志等5人到了司令部,刘景素十分严肃地做了一次假审讯,由于事先与曾志等统一了口径,便顺理成章以“纯系误会”了结,机智巧妙地救出了曾志等人。刘景素这个“特殊党员”,与敌斗智斗勇,在危急的关键时刻发挥了“特殊”的作用!


    不久,浦公从大洪山回襄阳弄物资弹药药品,到集团军司令部找刘景素,见他正在接长途电话,神色有些紧张。接完后告诉他,来电话的是个少将高参(后来知道是刘公度),说:“在平林店抓到四五个冒充本部军官的男女,请示总部要就地枪决。报来的名单中有曾霞、唐滔。”浦公一听大惊。年初他与张执一、郑绍文在枣阳动员“特工队”人员时就认识了曾霞和唐滔,知道曾霞即曾志,是陶铸的妻子,荆(门)当(阳) 远(安)中心县委书记,唐滔是随枣地委组织部长。原来,他们戴着由浦公提供的“二二集”的臂章住进平林店秘密联络站。唐滔一时大意,把装有密信的挎包挂在墙上,被特务翻看,暴露了身份。


    浦公将他们真实身份告诉刘,二人赶紧商量了一套解救办法:首先刘景素回电话,告诉对方“总司令正在睡午觉,等起床请示后再回话。”先把事情拖下来。第二步,拖到快天黑才回话,让他们把所有人都押到襄阳,总司令亲自审问,“看看共产党是什么样子”。第三步,以天黑不安全为由,告诉他们司令部派人半路去接。他们决定派一可靠之人,火速赶去带信给曾志,告诉她在审讯时说:他们是广西部队某师的政工队员,因为和政治部主任闹了意见,胡春浦约他们到廿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工作,他们带的“二二集”臂章确是胡给的。为了怕广西部队的人发现,所以绕道平林店到襄阳。浦公则写好给曾志的信,交刘景素办理,自己立即乘车赶回一百多里外的枣阳,准备司令部审讯找他时对证。


    这套精心策划的万全之策并没有派上用场。浦公走后,刘景素仗着孙震信任,直接把浦公设计的串供说辞报告。孙震叫把人放了,还说那个高参是“神经病”。半个多月后,住在襄阳黄龙垱的陶铸派人将浦公接去,夫妇俩要请他吃白糖夹的枣子馍。陶铸说:这是曾志专门买了,等你来吃的。要不是你正好在刘景素那里,他们几个人命都没有了!


    曾志在《延安抢救运动始末》一文中回忆:……一星期后,转入小组内的面对面责问,人问我答,许多事情都要反复询问,我也必须反复回答。我总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大家的提问,有则说有,无则说无,绝不信口开河。这样大约又是一个星期,他们没有从我身上“突破”什么,於是认定我属於顽固不化份子。小组便集中火力对我实行逼供,仍无进展,又扩大为全支部都来逼供,还是车轮战,白天黑夜不让休息,每天都要搞到下半夜两三点,有时则要通宵。所提问题都是事先作过分工的,只要我的回答不合他们的意,就有人用手敲我脑袋,或把我像皮球那样推来推去,甚至揪头发踢腿。比较有“创意”的办法是把板凳翻过来,逼我坐在一条凳脚上。他们认定我是因怕死从闽东苏区逃跑出来的,认定我在鄂西北国民党第五战区做地下工作是特务活动,硬说三十三集团军兵站站长给我的名片是特务介绍信,连我在襄樊平林店被国民党便衣扣押又旋即释放的事也不相信,认为此事有重大嫌疑。有人甚至想通过整我,弄出材料,再去整陶铸(陶铸时任王稼祥同志的政治秘书,后又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、兼总政治部宣传部长,主管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)。


    虽然我也被车轮战搞得疲惫不堪,晕头转向,但脑子再糊涂,有一条却是认准了的:绝对不说瞎话,无论别人怎样软硬兼施,武攻文诱,始终坚持:记得就是记得,不记得就是不记得,没讲过一句不负责任的话。对我的这一态度,有的同志很恼火,他们对著我大喊大叫,骂我是吃屎的,历史比狗屎还臭,骂我不要脸,脸皮比城墙还厚。说别人受审查还掉泪,你却一滴眼泪没有。说我们这样气愤,你却还在笑,分明是死心塌地要跟大家作对!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