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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访帝师史策先故里

发布时间:2018年03月24日 来源:北京新时代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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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参加编写《枣阳志》时,了解到枣阳历史上有位引人注目的名人,即一代帝师、清朝监察御史史策先。从那时起,笔者就一直关注和收集他的有关资料,并先后和多名同志一起实地探访了史策先的故里——史家大湾。



史氏祠堂遗古韵 昔日辉煌励后人


  从枣阳吴店镇向东南行30公里,即来到清潭镇史家大湾村。这里群山环抱,山上青松葱郁;山下一条五六公里长的山冲,名曰史家冲。该村老支书史立芳介绍,在清代这里就住着几百户人家,仅水井就有72口。油坊、米面坊、酒坊等一应俱全,山里人的生活基本自给自足。历史上还出过像史策先这样的大官、名贤。


  史家冲的东端就是史家大湾。这里地势比西端高,零散地住着一些农户,田冲里有一口大堰,堰堤连接着南北两边山坡的台地,堰堤南边是史策先故居遗址,北边的古建筑是史氏祠堂。


  史策先的五世孙史振龙介绍,史策先于清朝嘉庆十三年(1808年)出生在清潭史家冲的柿子树园。史策先的父亲史名彰是个秀才,他在史策先三岁那年,举家搬到了史家大湾。史策先在考中进士之前,一直同家人住在史家大湾的屋里。


  史策先中进士后,进京到吏部做主事、员外郎、郎中,还做了两任监察御史,当过咸丰皇帝的老师,先后担任直隶正定(现石家庄市)、广平(现邯郸市)知府,在广平知府任满时由于身体原因辞官还乡,回到了阔别26年的史家大湾。他在回乡前就把自己的积蓄寄回家,托哥哥仲先筹备挖堰塘、建宗祠、置房地产等事项。史策先回乡后看到家乡贫穷落后,就积极帮助家乡、族人。他和哥哥仲先在史家冲的上冲,挖筑一口大堰塘,水面近30亩,切实解决了史家冲缺水的问题。此堰塘现在还在,就是史氏祠堂门前的这口大堰,150多年来一直在发挥着防洪和灌溉农田的作用。


  史策先回乡后扩建了在史家大湾的住宅,在其父名彰盖的三间屋后边建了两重房屋,形成了三进格局,每进地面抬高一米半左右。最后边是正房,厅堂五间。他又把其父盖的三间草屋换成瓦屋,并在右边空地续建了花厅及附房多间。他将御赐的紫薇树植在房前,御赐的“天管帝”牌匾悬挂于正门。这牌匾文官见之下轿,武官见之下马。史策先故居是按清朝三至四品官员的住宅规制兴建的,青砖碧瓦,斗拱翘角,飞檐回廊,雕梁画栋,显得古朴雄浑,庄重典雅。史家大湾故居的房屋共四十八间,1949年后被分给多家居住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房屋逐步被拆除。在这里,史策先居住了35年。


  史策先还捐资在史家大湾住宅对面的山坡下新建了史氏祠堂。祠堂正殿是砖木结构,净占地面积为96平方米,进深8米,房高8米。其墙是青砖上顶,石灰糯米浆衬砌。瓦是黑色、复层小瓦。屋内是通畅的,没有墙体,屋顶上有记事木梁,并有青龙画裱,正殿墙面有青龙和凤凰的壁画。祠堂正殿三间,另有几间偏房,门朝西有一大门牌楼,形成一个四合院。该祠堂除用于史家族人祭祀、联谊之外,史策先还经常在这里开办夜校,给史家冲的族人和乡亲们补习文化。祠堂现仅存三间正殿,整体结构完好。史策先亲书“史氏祠堂”四字的牌楼上的石匾及一对刻有鹤、鹿的门当(石鼓)还存于祠堂。但作为四合院结构的厢房、门楼早已不复存在。



寒窗发奋成进士 勤政惠民为社稷


  史振龙给我们讲述了史策先传奇的人生故事。


  史策先七岁上私塾。后来他来到县学求学,很快通过童试成了县里小有名气的秀才,并转到襄阳读书。道光十一年(1831年),母亲剪掉了自己的长发换钱凑齐了盘缠让史策先往武昌参加乡试。当年九月,史策先高中甲科举人。


  道光十三年(1833年)春,史策先参加了礼部三月在京城举行的会试,并一举通过会试,成为贡士,取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。四月二十一日,道光皇帝亲临保和殿,策问诸贡。史策先沉着应考,对答如流,加上阔论天下的文章、隽秀遒劲的书法,引得龙颜大悦,被钦点为二甲进士第十六名。对此,曲阜孔庙进士碑也有记载。在清朝,史策先是枣阳仅出的3名进士之首,是枣阳前后300多年间唯一的进士。史策先从此踏入仕途。


  史策先最初留任吏部额外主事、主事,道光十四年(1834年)成为皇子奕詝的古文启蒙老师。他在解惑授业的过程中,与奕詝师生投缘,关系渐密,奕詝学业大进。后因史策先恐误皇子前程,再三坚辞师职,皇上方才恩准。不久,奕詝做了太子,后来当了皇帝,年号咸丰。奕詝在遇到棘手问题时,时常移驾问政于师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史策先担任吏部员外郎、郎中,道光二十八年(1848年)任江南道监察御史,咸丰元年(1851年)转京畿道监察御史,授中宪大夫。史策先作为“职司纠弹”的官员,尽职尽责、铁面无私,成为一代名御史。


  咸丰三年(1853年),史策先到直隶正定任知府。正定府位于华北平原滹沱河流域,此时水稻长势良好,丰收在望。百姓们顶着烈日在给稻田浇水,令史策先纳闷的是,人们是用水桶挑或用脸盆端水来给稻田灌溉,一人一天浇不了半亩田。史策先当即画了一幅水车的草图,令府衙安排工匠试制。第一部水车试制出来后,一天可以灌溉五六亩田。于是,史策先开始大力推广水车。百姓们称赞史知府一到正定就帮助解决了水田提水灌溉的难题,为他们实实在在地办了一件大好事。


  正定府由于大力推广旱地改水田,造成了“打埂虫”泛滥。“打埂虫”在湖广地区叫鳝鱼,俗称“黄鳝”,它钻泥打洞易使田埂漏水,庄稼缺水。史策先发布府告,称大量收购“打埂虫”,并在府前摆上十几口大缸用来装“打埂虫”。随后,史策先写出烹饪方法,令厨师做出鳝鱼汤、爆炒鳝鱼片、干煸鳝鱼等鳝鱼宴,摆了几桌,请府衙、县衙的官员和百姓代表前来品尝。大家吃后赞不绝口,纷纷问是什么美食。史知府就告诉大家,“打埂虫”不仅肉质细嫩鲜美,而且有补血气、除湿之功效。从此,正定上下掀起了消灭“打埂虫”的热潮,旱改水也加快了进度,粮食产量大幅提升,百姓生活更加殷实。


  史策先的非凡才能还表现在军事上。他研究和总结过去经典的军事理论,写成《兵法集鉴》(现今河南省、山东省图书馆等处有此藏书)六卷于咸丰六年(1856年)五月由正定府署刊发。对其军事才能和成就,同朝为官的单懋谦(襄阳人)曾以“三辅雄图峙,论功保障多”的诗句予以称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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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了史策先期满离任的时候,成千上万的正定百姓不约而同来到府衙,跪请知府留任,场面甚为感人,以至史知府大大推迟了离任时间。好友单懋谦以“贻人利泽长”等诗句赞扬史知府的功德与清明。后来,正定的百姓还自发修建了史策先生祠来纪念他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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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骥伏枥自奋蹄 重教著书续华章


  咸丰末年,时值史策先任直隶广平知府期满,因眼疾严重而辞官还乡。据《广平府志》记载,史策先“性慈仁爱士,尤切以环城水利归入书院,助生童膏火,复拟浚壕以广其惠,旋因目疾去任,多士思之”。他还乡时,咸丰皇帝亲自召见,御书“天管帝”匾额赐之,另御赐三件宝物,即紫薇树、臭牡丹、玉砚台。紫薇树,寿命长,花期长;臭牡丹是灭蚊蝇、治杂症的良药;玉砚台,咸丰帝年轻时用过,赐给恩师作纪念。史策先晚年还乡时书籍和刻板装了满满两大车,他将紫薇树植在史家大湾,臭牡丹栽于柿子树园老宅周边。至今,在史家大湾附近仍生长着许多紫薇树,臭牡丹依然在柿子树园繁衍,玉砚台则由史策先后人一直珍藏。


  史策先还乡后,不仅没有赋闲,反而更加忙碌。他不顾年老多病,在史家祠堂开办夜校,给族人和乡亲们补习文化,宣传读书的重要性,引导生童上学读书、立志成才。他宣讲“穷不丢书,富不丢猪”的理念,带领乡亲们种植林果,养猪致富,清扫环境,美化家园。因着他的言传身教,在史家冲及附近地区形成了人人争送子女上学读书、户户比着植树造林、争相养猪致富的风尚。后来,他又先后到枣阳舂陵书院、墨池书院、襄阳鹿门书院作主讲,还担任过山长(院长),为发展家乡教育不遗余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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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史策先在大量创作诗文的同时,还将自己过去的诗词、文章整理成书,刻版付印,分发乡里。知县张声正于同治三年(1864年)到枣阳任职,次年即整修了枣阳县学宫。史策先为张知县整修枣阳县学宫的行为所感动,欣然写作《重修枣阳县学宫记》记此盛事,并勒石立碑,以传张公重学之美德。同治四年(1865年),他写的《梦余偶钞》四卷和《寄云馆诗钞》四卷先后问世出版。随后出版有《思有济斋文集》、《奏疏稿》、《兵法集鉴》等书。同治五年(1866年),当时枣阳最大的粮仓即常平仓得以修缮后,他又欣然作记,倡导“民为邦本,食为民天”的观点,启迪后人。他撰写的《章陵置酒赋》、《柳永墓》及白马寺诗等,妙语连珠,足以流芳千古。他曾为随州的毕氏泰和公作传记,更为精彩的是其《白水寺谒汉光武帝祠集唐十二律》十二首,即从不同的唐诗中各撷一句,集成有新意的诗,而且浑然天成,毫无牵强之意,足显其非凡才气。另外,史策先写的《兵法集鉴》被《中国兵法通鉴》、《兵法年要》收录,《寄云馆诗钞》四卷后被光绪版《襄阳府志》收录,并汇于《清代诗文集》中。《思有济斋文集》、《奏疏稿》被《湖北通志》收录,《感怀》、《蟹》两首诗入选贺亚先等于2006年编著的《湖北历代诗歌精选》一书。《步乐亭怀古》、《舒啸台怀古》两首诗被《正定古诗百首导读》选中。同朝文渊阁大学士单懋谦称颂他“歌犹传郑白(郑板桥、白居易),名不让龚黄(龚遂、黄霸,西汉良吏)”,这是对其诗文水准的高度评价。


  史策先还做了多年的史志编纂工作。同治四年(1865年),他接受枣阳知县张声正的委托,主编《枣阳县志》。于是,他在舂陵书院设立修志总局,由史策先总司纂校,挑选一批才子分任采访,共襄盛举。史策先此时虽然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,仍昼夜操劳、笔耕不辍,当年《枣阳县志》32卷即刻版付印,知县张声正为之作序,史策先特写《志成书后》一诗谈编志的体会。该志为枣阳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,已被美国哈佛大学于2008年8月进行了数字化处理。同治五年(1866年),史策先又受随州知州文龄之邀,主纂《随州志》。经过史策先等人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,33卷的《随州志》于同治八年(1869年)问世,多位名人分别为之作序,盛赞史之艰辛、志之奇伟。该志现收于《中国地方志集成——湖北府县志辑》第65卷。现存有八种版本,原刻版现存湖北省图书馆和省博物馆,书藏于随州图书馆,并被美国密歇根大学于2007年6月进行了数字化处理,以便永久保存和传播。



备极哀荣动京师 一抔故土掩风流


  同治十一年(1872年),史策先因病驾鹤西去。根据其遗愿,丧事从简,以常人下葬。


  据枣阳旧志记载,史策先去世后葬于史家大湾后冲故宅西。我们一行人在史振灏、史振龙兄弟的引导下,从史家大湾西行翻过一道山岭,即到柿子树园故居后山坡上,在离坡脊小路十余米的杂木林里,我们找到了史策先墓。该墓已列入枣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墓体有3米多高,直径约4米,非常荒凉。墓前没有碑,听说墓碑在史家冲下冲的窑场里。我们又来到该窑场,看到了丢弃在长满杂草的沟边的史策先墓碑。据史振灏介绍,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窑场时,有人把史策先墓碑拖到这里用作操作台,民工在上面做砖坯瓦坯。墓碑是青石质,碑上刻的“皇清诰封”、“清中宪大夫史公策先神道碑”等字已较模糊,落款“清同治十一年”等字还很清晰。


  史策先作为历史名人,其墓及碑的状况令人叹息。据了解,史策先藏于史家大湾的几千册古籍已被焚毁殆尽,他的大量著作亦未能幸免,有关封荫的圣旨、进士匾额、“天管帝”匾额及其巨幅画像、任京官时使用的御赐开道铜锣、四抬官轿、灯笼(铜质)等物也先后被损毁或丢失。据史家后人回忆,其中一个铜锣曾于解放后在清潭供销社用之晾晒糕点,现亦不知去向。史振灏根据历史资料和见过原画像的老人的记忆,请画家画了一幅史策先画像留作纪念。


  据史振灏讲,当年,史策先去世后,消息传到京城,同治皇帝感念先帝恩师的功绩,当即派钦差赴枣阳吊唁。皇上事后听到钦差的报告后,觉得史策先丧事办理得太过简朴,墓地选择也较偏僻、土质稍差,有些不太满意。族人虽按史策先的遗愿实行从简薄葬,但在出殡那天,全史家冲的人以及周围十里八乡的乡亲,纷纷赶来为他送行。一时间送行的队伍从史家大湾一直延伸到墓地,人们一人一捧土把他的坟头堆得老高,用以表达对他的敬仰和惜别之情。


  当朝文渊阁大学士单懋谦不惧水路陆路难行,从京城千里迢迢亲到史策先的墓前吊唁。他曾写给史策先一首情意深长的诗:“愧我已衰老,相逢又别离。漫希朝市隐,傥许友朋知。踔历前程远,艰难后会期。闲云犹有恋,莫笑出山迟。诗酒论交日,于今四十年。知心能几辈,把臂亦奇缘。况有舆人诵,能言太守贤。循声君听取,已不负青毡……”


  清代枣阳最后一位进士、史策先同朝吏部主事、外务部员外郎王荣先,也回枣阳到史策先故居及墓地瞻仰,怀着无比崇敬和深切怀念的心情写下了《过侍御史策先故宅》一诗:“孤馆闲云径曲斜,苦将余梦寄京华。留传简草元成笏,句管寒梅宰相花。案对青箱常领局,诗参白傅懒名家。临洺关下行人路,遗爱犹闻转水车。”


  枣阳因史策先的卓越功勋和道德遗范,将其与孔子等先贤、先儒一并奉入县学宫,供后人瞻仰。(文:张承明)